我想办的事情还是没有办----那就是调工作。这对我来说比登天还难。

我的全部存款还不到八万元，要打点人情调了工作到北京也只能住露天地。就像那个陈琳，大概要靠朋友接济。与其说我怕见领导到不如说我怕买房子。领导对调一个人也是在此犯难。

我想我的想法大概在信产界和通讯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中都有共识吧。把这些问题放到桌面只是个时间长短的问题。所以我心安理得地回了家，29日心安理得地睡了一天。晚上，我给曙光那个新认识的朋友打电话，把北京的事情交待给他，也不知他能否认真周旋，只是为晚上睡觉能够安心。

三十日，我提着会议材料上班。我把EMC公司的礼品笔送给了科长。我一直认为信息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不懂信息化的人。但是我现在观点有所改变。科长确实让我失望。他是吉林市警校毕业。比我小。本地人。能位居我上还是因为省公安厅和黑恶势力有直接关系的那些人在在背后做文章。因为我提出的问题他回答不了也不愿意正面回答，所以它更愿意听外边一些人的。同样，我扪心自问，系统安全、项目风险、成本控制、人机工学等一系列问题我都能回答吗?我们只是在不同程度上的糊涂或者说明白。

扫黑的问题也见怪不怪了。我们这的老话“笑贫不笑娼，铜绑铁底松花江。”满洲贵族回到故土和俄国贵族在上海的境遇差不多。我曾经因为一些人与我研究钱的问题说过气话，有人就利用这句气话明目张胆地操起了“传统文化”。李吉顺打黑去了省政协，因为我去找他研究调工作的事。之后就少有人再提此事。重庆打黑以来，我们这似乎有所收敛。但是据我所知，市局就有些人对此十分不积极。你要提及此事，他就和你提钱的事。

钱是有一水的二水的之分的，舅妈的母亲是皇族出身。他去世前是在02年的春节，我给了她二百元钱，半新的纸币。她很生气，以为我拿了别人的脏钱。因为我不懂这些，出门见二舅也来拜年，他问我们都拿了些什么，我就告诉他拿了二百元钱。结果他在舅妈家大闹了一场。老太太第二天就归天了。舅妈对我一直耿耿于怀。我爸爸生前对唐姥姥一直很尊重。

过去有人告诫过我，你千万不要把领导问住，这样他觉得下不来台。可是问题就在眼前，正确的道路就是解决问题，见了问题绕着走怎么都说不过去吧。他的想法和国民党还有匪绺中一些人的想法一样，“陈毅身上有金条！”或者如周郑交质。总之玩的还是打麻将钓鱼。中央不给钱，我就让你老陈家死一个人看看。

中午在食堂吃饭。临近三点，我去浴池洗澡。见到警卫处的王处长，和他说了几句话。我没带洗发精，就用了他的。我说，我给你擦背，你给我点洗发精好不好。他就答应让我用，没用我给他擦背。

王家与陈家是由恩怨的。姑父姓陈，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后被安排到沈阳工作，之后掉到吉林农业大学。文革期间，王姓校长为了权力与他不合，闹出很多不愉快。姑父被打成特务、现行反革命、反军等几大罪状死在长春市公安局的地下牢房里的。那曾经是日本法西斯关押折磨抗日志士的魔窟。

王家有些人至今还是亲日的，有些还根本就是日本人，只不过用了个中国姓。

洗了澡，我心情还是很沉重。因为麻将似乎还在打。回家的路上接妈电话，让我买心达康。她不在家，我也过了江城大药房，她说自己去，我就直接回家了。

到家楼下，我看到一家韩国馆，就要了一碗冷面。我觉得对面坐的那两个女的谈的都是北京的事，而且店员向我做出一些奇怪的暗示。我想其中一定有文章。因为前些天那个中韩超市改换了主人，带着两个孩子的那个妇女把店兑了出去。我想起和妈妈谈过他们的事。大概她老太军由靖国改明治了。

果然，第二天就得到钱老逝世的消息。我想他一定还有些遗憾吧。我真后悔没有在北京多呆几天。看一看一直想看的人。老人见到年轻人都是很高兴的。